黃花崗72烈士的革命精神令人敬佩，他們的犧牲讓人痛惜，但感慨之餘，我們也不禁疑問，如此聲勢浩大的一次起義為何會失敗？他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刺殺的失敗，有準備的不充分，有領導者的猶豫，有人員的不到位。
但今天大海想從黃花崗起義的失敗中找尋勝利的意義。

清政府極力打壓革命而對於革命黨而言，革命活動發展到1910年已經歷了數次挫折，蟄伏已久，正期待著一次大爆發。
從1905年同盟會成立到1908年上半年，三年間革命黨共發動九次起義：1906年1月萍瀏醴之役；1907年2月廣東潮州起義，5月黃岡起義，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9月欽州防城之役，12月廣西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青廉之役，4月河口起義，12月安慶起義。這段時間可謂是革命黨最活躍的時期。
1908年下半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國內保皇立憲成為主流，加之清廷和帝國主義聯手加緊鎮壓革命活動，不許革命軍停留邊境，禁止孫中山自由居住日本、香港、越南、南洋等地，連作為革命黨喉舌和陣地的《民報》也遭查封，加上經濟的窘迫，軍事物資的缺乏，大規模的革命活動不得不暫時停頓，革命轉入低潮。

廣州起義失敗，革命黨越挫越勇從1908年安慶起義失敗後，直到1910年2月的庚戍廣州新軍起義，其間革命黨沒有領導過其他武裝起義。所以，1910年的庚戍廣州新軍起義可謂是革命黨蟄伏積蓄多年後再次登上歷史舞台的一次重要舉動，也是革命黨這一年多來轉變思想，從之前依靠會黨、民軍，轉為在新軍中做宣傳工作，策動新軍成為革命中堅，使用新軍作為革命主力的第一次嘗試。
然而，廣州新軍本已運動成熟，卻因偶發事件提前發動而失敗了。庚戍廣州新軍起義經營一年多，最後竟如「曇花一現」而散，不免令革命黨人頗感氣短。.因此，起義失敗後，一方面革命黨人因意外受挫而心有不甘，另一方面通過這次起義，他們更加確信通過運動新軍，倚賴新軍和巡防營的力量發動起義是一個正確的途徑。此時，革命黨人雖剛剛經歷失敗的挫折，然「士氣絕不頹喪，而忍且過於前。」他們似乎因找到一個正確的革命途徑而備受鼓舞，對勝利充滿信心和希望。
因此，庚戍廣州新軍起義失敗之後，革命活動非但沒有停歇，而是更加活躍，黨人皆像看到勝利的曙光一樣躍躍欲試。黃興在庚戍新軍起義失敗後寫給孫中山的信里寫道，起義雖然失敗，但「各軍隊中之同志，亦非常充足，無間於南北。眾論多欲利用此時機，再次起義，可收全功。而孫中山亦認為「吾黨久困奇窮，不能稍等。」應立即採取行動，再圖大舉。

1910年，革命迎來新高峰而且1910年，清廷之偽立憲逐漸難以矇騙民眾，民眾逐漸對立憲失望，轉而投向革命。1910年2月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事件，在國內引起不小震動，其於獄中所作詩「慷慨歌燕市，從容赴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為人傳誦，無論是對於普通國民還是革命黨均有激勵鼓舞之效，使革命聲浪因之再起。之後日俄協約及英軍侵佔雲南西部邊境附近的片馬地方的事件，導致國內群情激憤，更是助長革命之勢。孫中山認為此時「內地革命風潮，亦已普及，軍心民心，皆同歸向。」
破釜沉舟之役因此，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綜合考慮時局、實力、黨內各種因素之後，皆認為於辛亥年再次舉義不只是「不得不發」，更應利用此絕好的時機，做一「破釜沉舟之舉，誓不反顧，與虜一搏。」也就是說，革命黨人在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後，在籌畫之初，便己將此次起義定位為一場與清政府決一死戰的破釜沉舟之役。
兵力對比懸殊，卻打的有聲有色以陸軍為例，駐防廣東的八旗（均駐廣州城）6000餘人，當時革命黨以130多人在省城舉事，便能輕而易舉地攻入督署，退出後還與數以千計的清朝軍警激戰一夜，幾乎把整個廣州城搞得天翻地覆。起義失敗後，包括黃興在內的部份革命黨人尚能出險。這一切均反映出清朝軍警戰鬥力之低下。
綜上綜上可見，以清末政府之腐敗，新政之猶如兒戲，以及廣東社會之動蕩與混亂，至辛亥年爆發一場革命已不是什麼稀奇之事，甚至可以說是勢所必然。而根據革命的發展形勢，直至辛亥黃花崗起義爆發之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已經領導了九次起義，雖然均已失敗告終，但革命黨在歷次失敗中積累了一些經驗，並逐漸成熟與壯大起來，而民眾歷經數次革命洗禮，國內革命之風氣已開，人心日益傾向革命。革命黨內部亦在多次失敗的激憤以及有利時局的鼓舞之下，十分迫切地需要一場勝利，故而準備傾全黨之力而與清政府做一決戰。總而言之，從總體形勢而言，辛亥黃花崗起義的爆發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並非是一場不合時宜、錯誤發動的起義。
可以說，如果沒有黃花崗起義給清軍極大的震懾，給革命黨充分的教訓，就沒有後來辛亥革命的一鼓作氣和大批清軍的改旗易幟。